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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地下運彩投注網站】“半條被子”的故事和一名記者的“重走長征路”-LK娛樂城出金最穩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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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21, 2021

新華社北京6月19日電(記者強曉玲、張博令)6月18日,《新華每日電訊》發表題為《“半條被子”的故事和一名記者的“重走長征路”》的報道。  “什么是共產黨?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,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。”  翻開新出版的《中國共產黨簡史》第64頁,關于長征,有這樣一個細節:  紅軍行進到湖南汝城縣沙洲村時,三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,臨走時,把自己僅有的一條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。老人說,什么是共產黨?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,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。“半條被子”的故事讓人民群眾認識了共產黨,把黨當成自己人。  除了史論,習近平總書記還多次講到“半條被子”的故事。這個感天動地卻塵封半個世紀的故事,后來能夠家喻戶曉,得益于新聞傳播,源于一名新聞工作者的“重走長征路”。  因為這個故事,我們找到了1984年11月14日《經濟日報》上那篇報道《當年贈被情誼深 如今親人在何方——徐解秀老婆婆請本報記者尋找三位紅軍女戰士下落》的作者,原經濟日報社記者、常務副總編輯羅開富。  1984年11月7日,徐解秀阿婆(中)向記者和群眾講述半條被子的故事。羅開富攝  一間不大的辦公室里,80歲的羅開富從座椅上站起來,開心地笑著,“《新華每日電訊》報,很親切啊。37年前,在一年零三天里,我可是整整寫了300多篇的‘每日電訊’稿啊!”  的確,從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的368個日日夜夜里,羅開富經報社批準,沿著紅軍長征原路徒步采訪,成為繼紅軍之后,完全按照原路、徒步走完二萬五千里的第一人。  那段日子里,當“來自長征路上的報告”被老紅軍、被千萬讀者看到時,人們對紅軍更加崇敬,對傳播這個故事的羅開富也充滿了感激之情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耿飚感慨:“羅開富沿二萬五千里長征路線徒步采訪,是一壯舉啊。”  曾陪同羅開富一段路程的向導曾誠,臨別贈言道:“在未見你時,我是不信的,除了二萬五千里長征,還要每天不間斷地伏案寫稿?現在事實和你就擺在我面前,我百分百信服。”  途中,日本《朝日新聞》記者加藤千洋采訪羅開富后說:“在中國,不,在世界上今天用‘腳’長途采訪的記者,可說就是他了。”  抵達瀘定時,148斤的羅開富只剩下98斤,全身多處受傷,加之舊疾復發,報社試著問“是否換人”,羅開富堅定地答,“如果有記者要接替我,那也一定是背著我的骨灰走到吳起鎮的。”  ……  他點燃了一支煙,隨著縷縷青煙在面前飄蕩,剛剛還粗聲大氣的羅開富語速變得很慢很慢,兩道長眉凝在一起,閉目思考,身上寬大的中山裝上,一枚紅色的黨徽閃閃發光。  羅開富接受《新華每日電訊》記者專訪。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博令攝  長時間的沉默后,羅開富說:“我是幸運者,我徒步長征路遇到的艱難不能同紅軍先輩們相比,但歷經春夏秋冬、風霜雪雨、懸崖 百家樂技巧 洪流,讓我感受到了長征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,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,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用生命和熱血鑄就的偉大的長征精神。”  “三位紅軍姑娘在哪里”  “‘記者同志,當年給我半條被子的三位紅軍姑娘,如今你曉得她們在哪里?’一見面,徐解秀婆婆就這樣問我們。”  這是刊登在1984年11月14日《經濟日報》的頭版報道。一開篇,羅開富講述了“重走長征路”出發20多天后發生的一件事。  1984年11月7日中午,羅開富一行行至湖南汝城縣沙洲村。一進村,一位 娛樂城 小腳阿婆就始終不遠不近地跟著他,似乎有話要說。由于采訪地點分散,直到下午3點,羅開富才抽出身來見了老人家 娛樂城出金 。  阿婆名叫徐解秀,84歲,她告訴羅開富,1934年11月6日晚,長征中的三位女紅軍借宿她家。四個大人和一個嬰兒擠睡在廂房里,床上僅有一塊爛棉絮、一件蓑衣,和三位女紅軍自帶的一條棉被。第二天下午3點,紅軍開拔,三位女紅軍執意要把自己的被子留給徐解秀,她不忍心,也不敢要。情急中,女紅軍就把被子剪下半條給了她,說,“紅軍同其他當兵的不一樣,是共產黨領導的,是人民的軍隊,革命就是為老百姓過上好生活。”  從那以后,年年的這幾天,徐解秀都等在與紅軍分別的山腳下,一等就是50年。  聽村里人說紅軍要來了,徐解秀欣喜若狂,結果是等來了采訪長征的記者。  她追問羅開富:“你能見到紅軍嗎?”  “能見到。”  “你幫我問問,她們說,打敗了敵人要來看我的呀!”說話間,老人已滿臉淚水。  不大的廂房里,光線很暗,一張木床上架著幾根竹竿。三位女紅軍走后,這里的擺設再沒有動過。她說,三個姑娘長得很漂亮,不到20歲的樣子,“她們說,等勝利了,會給我送一條新被子來。現在我已經有蓋的了,只盼她們來看看我就好。”  時任汝城縣黨史辦主任何志鵬和村民朱青松等幾位老人回憶,紅軍走后,敵人把全村人趕到祠堂,逼大家說出誰給紅軍做過事,女紅軍留下的半條被子也被搜走了。徐解秀還被強拉踢打,在祠堂里跪了半日。  老人對羅開富說:“雖然紅軍留下的半條被子讓我吃了點苦,不過也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。什么叫共產黨,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,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。”  那一夜,羅開富心情復雜,借著燭光,寫下了題為《三位紅軍姑娘在哪里》的初稿。  稿件見報后,引起強烈反響,尤其是鄧穎超、蔡暢、康克清等紅軍女戰士。1984年11月底,謝飛代表健在的女紅軍接受采訪時說:“我們也想念長征路上的大爺大娘大哥大嫂們……要想辦法找到徐解秀婆婆想要找的那三位女紅軍。”  1991年臘月,羅開富背著鄧穎超等多位女紅軍送給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趕到沙洲村,然而,老人幾天前剛剛過世。  為了這七年的尋找,羅開富和不少老紅軍盡了最大的努力,想等有了準確消息給老人驚喜。徐解秀的家人告訴羅開富,他每一次寫來的信件他們都會讀給老人,特別是讀到聶榮臻、蕭克、耿飚等多位老紅軍將帥委托轉達感謝問候的話時,老人都會默默擦淚。  羅開富說:“也算對老人的一個安慰吧。”  又是一段長時間的沉默,縷縷青煙依舊在他面前飄蕩。  羅開富說:“什么是真正的共產黨人,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留給老百姓。”拿起打火機點煙,啪、啪、啪,火沒打著。也許過于沉浸其中,他把打火機摔在了桌子上,“有一段時期,我們個別黨員自己有五條六條被子,還惦記著百姓家里的‘半條被子’,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?”  “干人”的“長征”情結  經濟日報社原總編輯安崗稱羅開富為“真正的干人”(“干人”,舊時貴州一帶對窮人的稱呼)。之所以派他進行“長征”采訪,看中的就是他“干人”的優點:能吃苦,對人民有強烈的情感。  生于浙江湖州南潯雙林農村的羅開富,小時候家里窮,上小學時老師見他破衣爛衫怪可憐,好心替他取名“開富”,意為“開門見富”。  然而,這個大個子的江南“干人”一路走來卻與“苦累”為伴。  1964年,23歲的羅開富作為一名鐵道兵參與了被譽為“中國最慘烈的一條鐵路”——成昆鐵路的修建。這條“用生命鋪就的鐵路”犧牲的筑路者2100人,&ld 百家樂賺錢 quo;每500米鐵軌就留下一名鐵道兵烈士”。  回顧那段筑路的過程,讓羅開富再次陷入沉思。  “幾乎每一個建成的車站旁都有一個革命烈士陵園。”他說,鐵道兵墓地旁時常挨著紅軍烈士陵園,“閉上眼睛總會想起,太悲壯了。”  在云南中壩隧道的筑路中,他眼睜睜地看著同天參軍的戰友董金官,被爆破隧道的炸藥炸傷,“雙眼炸飛,下巴也炸掉了……他卻說,我命還在。”  閉目思索中,羅開富說,“我總在想一個問題,是什么讓這些人為了這個國家將性命置之度外!”  后來,羅開富調至鐵八師(鐵道兵第八師)宣傳部做干事。再后來,他跟隨部隊來到北京,參與修建地鐵一號線。  那是他第一次來到北京,當看到天安門廣場上飄揚的五星紅旗時,羅開富兩眼淚涌,他對戰友說:“那是戰士的鮮血染紅的啊。”  這是羅開富在長征路上的老爺山烽火臺上寫稿。受訪者提供  之后,轉業到《中國財貿報》,羅開富成了一名新聞工作者。1979年,他作為戰地記者,曾赴對越自衛反擊戰戰場采訪。后在昆明任駐站記者的羅開富,內心總有一個“長征”情結,難以放下。  他說:“我是窮苦人出身,是共產黨培養了我。作為一名黨報記者,我一直想搞清楚,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一批什么樣的人?他們靠什么打下了天下,建立了迥別于幾千年封建王朝的全新的共和國?”  1982年9月,籌辦《經濟日報》的《中國財貿報》在京召開記者會,羅開富在會上正式提出“重走長征路”的建議,“我在贛云貴川修過鐵路,長征沿途地區經濟建設變化大,但更多還是窮苦落后的狀態,曾經幫過紅軍的老百姓現在生活得怎么樣,我們應該去看一看。”  實地采訪長征,羅開富不是第一人。  1982年,美國記者漢森走長征路,剛走了幾個縣,就因腳破腿腫無法堅持。  1984年,《長征——前所未聞的故事》一書的作者、美國《紐約時報》前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攜夫人踏上長征路,不論乘車還是坐滑竿,走了兩個月,依舊沒有走完全程。  同時期,還有很多到訪長征路的外國記者,不論走多走少,沒有一人爬上五大雪山,更沒有一人走進草地沼澤。一些外國記者感嘆:這條路的兇險是人類難以想象的,后人不大可能征服這條艱險之路了。  在紅軍曾經翻越的打鼓雪山小歇時,羅開富和向導們脫下鞋襪,將浸透的雪水擠出。  所有信息,都激發了羅開富的激情和好勝心。  1984年6月14日,中央領導同志在會見索爾茲伯里時說,“中國雖然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新長征,人們依然可以從中國紅軍的長征中汲取勇氣、力量和智慧。”  此時,剛剛到任《經濟日報》總編輯的安崗,聽說羅開富有“徒步采訪長征”的想法,非常興奮。這名在太行山辦過黨報的前《人民日報》副總編輯立即批準了“建議”,并對羅開富提出了“六個必須”:  一、全程每一米路都必須是徒步,絕不弄虛作假;  二、必須按長征的同一時間進行;  三、必須走原路,要有向導簽字;  四、必須每天寫一篇見報文章;  五、小傷小病必須堅持走,堅持寫,大傷大病實在走不動再換 線上麻將現金版 人;  六、在當年中央紅軍戰士休整的路段里,必須設法采訪紅二、四方面軍的路線并寫出報道。  安崗說:“這六條一般人做不到,但羅開富冒過槍林彈雨,上過自衛反擊戰戰場,知道什么叫生死存亡,寫起來會更加深刻。”  1984年10月16日傍晚,43歲的羅開富與50年前的紅軍在“同一時刻”跨過江西于都河,開啟了自己的重走長征路。  “沒有他們,我連這兒也走不到”  “假令每張《經濟日報》擁有五名讀者,那么,就應該有將近一千萬人熟悉羅開富這個名字。從去年的10月17日起,人們差不多每天都在一版下半部‘來自長征路上的報告’專欄里讀到他的文章。”  那是1985年,新華社主辦的《中國記者》上,有記者回憶陪同羅開富同行一段的經歷:  “越來越多的讀者把目光投向這里,從中看到一幕幕歷史,一幅幅現狀,聽到了喜悅的傾訴和急切的呼吁。  “一路上,羅開富穿著當地老紅軍戰士贈送的草鞋,與眾人告別,而另一邊幾位同志已歡呼著迎上來。  “羅開富說:‘這就是人民對紅軍的感情。沒有他們,我連這兒也走不到。’”  的確,從于都出發,第一天下來,羅開富的腳上磨起了血泡;第二天更重;第三天,寫完稿子,發現腳上的血泡和襪子粘連在一起,脫不下來,剪掉襪子,碎片依然粘在血肉上。  天亮前,于都祁祿山村民肖錫美找來醫生給他的傷口消毒,在腳上包了3只大口罩,老鄉們送來連夜趕編的大草鞋。鼓勵聲中,羅開富繼續上路。  在貴州黎平高洋寨雪山冰凌路段,行走了65天的羅開富,連人帶鐵皮照相機摔下懸崖,左腿骨折。是侗族老人用鐵鉗幫他拔出刺進鎖骨的相機碎片,擦了藥酒,包上草藥。  有人勸他停留幾天治傷,也有人建議騎馬前行,羅開富拒絕了。見他堅持,有人特意趕制了鐵拐杖。這根陪他走完長征路的鐵拐杖,最后硬是生生磨短了幾厘米。  在瑞金時,羅開富采訪顧玉平,這位曾給周恩來總理牽過馬的老紅軍對他說,“你真要走長征路?那就要學習紅軍,不要怕死,要堅強,要相信沿途黨組織,要緊緊依靠群眾。沒有這幾條,紅軍能走到吳起鎮?你能走通我們當年走的原路?”  當年紅軍長征所走的原路,多是迂回在山間背向,少人經過的險徑。50年后再走,羅開富依然能體會紅軍在敵軍圍追堵截下的一路艱辛。  一路上,羅開富數次遇險,當地老百姓和向導又數次把他救起。  在赤水河上游的云貴川交界處,羅開富被卷進了冰雪匯成的洪流,是四川的李永祥、貴州的劉中寶等奮力把他救上岸;在夾金山,羅開富掉進雪坑,是解放軍杜寶玉把他拉了出來;在打鼓雪山,羅開富從半山腰滾落,是嚴木學等八位藏族百姓把他接住;在日干喬過草地,同行的十人全部陷進沼澤,是受驚的牦牛竄上岸時,藏族小伙子丹泊抓住了牛尾巴,順勢被拖上岸,隨即向泥潭拋下繩子,掙扎數小時后,剩下九人才得以脫險 鬥陣歡樂城 ;在荒無人煙的老山界,他們一天粒米未進,饑餓中把隨身攜帶的藥片、止咳沖劑分食一空,甚至吞下僅剩的黃連素……  羅開富在長征路上途經寧夏與甘肅交界處時,用蒲河水解渴。  1985年5月29日,經歷八個月的行走抵達瀘定時,羅開富已經不成“人樣”,1米76的個頭瘦成了“稻草人”。50年前曾指揮紅軍勇士飛奪瀘定橋的紅四團政委楊成武將軍等在瀘定,隨行的還有安崗。  握著羅開富的手,楊成武問安崗:“你還讓他走啊?”  安崗說:“他說,‘讓我再試試,因為我是黨報的記者’。”  看著安崗,楊成武說了兩個字,“萬一……”  回憶過往,沉默中,羅開富把目光移向了窗外。  安崗回答:“已經安排了接替的記者。”  楊成武的目光再次落到了羅開富的身上,羅開富說:“重走長征路是我的選擇,如果有記者要接替我,那也一定是背著我的骨灰走到吳起鎮。”  隨后,同行的醫護人員幫羅開富檢查了身體、輸液、處理外傷……羅開富說,第二天,不論是身體還是精神上,他感覺自己好了很多,“走下去,不成問題。”  說話間,羅開富再次艱難地從椅子上站起身來,跺了跺腳,腿骨感覺又順暢起來。我們猜想他那經過長途征程的雙腿如今肯定出了毛病,問他,只是擺擺手說,“又是一個好人了。”  的確,如他這樣的硬漢,怎能認輸?  “黨報記者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和為人民服務”  一路上,羅開富走得很艱難,拖著疲乏之身采訪,沿途百姓的真實生活都流淌在他飽含激情的文稿中,有歡欣,更有憂慮。  他寫《有糧有豬有竹子,缺錢缺肉缺筷子》《收取五花八門費,苦了賣豬售糧人》《信息隔山外,毛竹爛山里》;他寫《富裕農民有遠見,請教師,辦學堂,甕安教育經費缺,少桌凳、多危房》《采訪落水,更知群眾過河難,計劃造橋,寒暑兩易未落實》。  ……  每天,羅開富的日程被安排得極滿。凌晨3點多在鄉郵電所用明碼電報發完稿,睡不了幾個小時,7點多又上路了。中午飯在沿途老鄉家里解決,是絕佳的采訪時機。下午繼續徒步到日落,平均日行35公里。  晚飯依舊是采訪,到了夜深人靜的11點,他才開始寫稿,“因為筆頭慢,經常要耗到凌晨2點才寫好。”  1985年2月3日,羅開富行至赤水河采訪,在當年紅軍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,貴州習水縣土城醒覺村的幾位老人把羅開富攔下。見他聽不懂當地話,一位叫賴名成的老人,蹲在路邊,在羅開富的本子上寫下一段話,意為:50年前,毛主席帶領紅軍過赤水有浮橋。50年過去了,現在什么橋也沒有了,老百姓要過河,年年淹死人,盼望早日修一座長紅橋。  羅開富了解到,每年夏秋,赤水河暴漲,百姓過河相當危險,當地群眾建橋呼聲很高。然而有干部卻含糊回答:“情況復雜,原因很多。”  氣憤中,羅開富寫下《架浮橋,神兵一夜過赤水;盼鐵橋,土城群眾呼聲高》一文。  中央領導看到新聞報道后非常重視,立即成立調查組,結果顯示,赤水河架橋資金被挪用情況屬實。很快問題得到解決,長紅橋建成了。羅開富說,后來,紅軍四渡赤水的九個渡口均已架橋。  1985年元旦,羅開富在烏江南岸水落壩村采訪周世昌老人。對話中了解到,當年就是周世昌和一位名叫庹子清(已故)的人一起,幫助紅軍從江中撈起沉船,架起浮橋過江的。  同樣,周世昌老人代表百姓請求羅開富向上反映,“盼望渡口早日建橋”。  當晚,羅開富以“本報貴州甕安專電”發出了《烏江千古流,人猶記,紅軍破敵處;渡口四不開,需架橋,群眾翹首待》。  1985年10月19日,羅開富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路,順利回到北京。先后接到蕭克、楊成武、張愛萍、王震、秦基偉等老紅軍的邀約,去匯報采訪見聞。一天,受邀去耿飚家里的羅開富,還沒落座,耿飚就急切地問:“找你就想聽聽那兩個人的情況。”  原來,報道中提及的“那兩個人”,令當年參與烏江戰役的老紅軍寢食難安。  耿飚說:“當年,周世昌、庹子清幫我們4團從烏江里撈沉船、砍竹子、找門板、架浮橋,忙了好幾天。”  再后來,又先后以不同方式重走長征路的羅開富,回京給耿飚匯報“烏江大橋建好了”,耿飚高興地回應:“你們記者就應該沉下去,多走、多看、多想、多寫,向紅軍學習,不怕吃苦,要有犧牲精神。”  采訪中,羅開富給我們講述了他退休后一次“坐車”完成的長征路。他說那一次開始時,他們是七個人三臺車,等走到第20天時,另外的四個人兩臺車,選擇了放棄。幾個年輕人跟他們分手時,說道,“一開始,我完全不相信長征會如此艱苦,但這20天里,我真的感受到了。”  也是那一次重走長征路,羅開富帶著7萬塊錢一路散盡。他給曾經幫助過他的向導,也給救助過他的醫生。縷縷青煙中,他說,“有的人已經不在了。”  在第一次重走長征路中,羅開富算過,一路上,先后大約有2800多名向導、陪同,400多名醫護人員幫他完成了這次“壯舉”。  “我一個人的長征就有這么多人在幫我,回想當年的紅軍將士,在敵人的圍追堵截當中,不就是靠著革命理想信念和百姓的幫助取得勝利嗎?一路走來,越來越感覺自己的渺小、黨的偉大、人民的偉大。”  羅開富說:“記者不是為了寫文章而寫文章,要宣傳好黨的方針政策,要反映民意。黨報記者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和為人民服務。”  “書到用時方恨少,事非經過不知難”,陸游的詩句是羅開富“重走長征路”的理由,“也是走完后深信不疑的座右銘”。  “選擇親身體驗式踏訪,就是要用汗水體會汗水,用寒冷體會寒冷,用饑餓體會饑餓,用病痛體會病痛,用意志體會意志,用激情體會激情,然后把我這個當代人的感受告知當代人,用親身經歷讓大家更真切地認識長征,感悟長征精神。”羅開富說,“二萬五千里所凝聚的紅軍長征精神,承載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,寄托著全國人民對黨的信賴和對美好生活的期待。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,中國共產黨人永遠在路上。” 原標題:“半條被子”的故事和一名記者的“重走長征路”